专访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

采访 王敏

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“坚决抵制庸俗、低俗、媚俗之风”，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接受媒体访问时，亦对文化界存在的低俗化、娱乐化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，“反三俗”（低俗、庸俗、媚俗）成为当前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新课题。本刊就此采访了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。

《社会观察》：文化的雅、俗之争由来已久，您认为在当今中国，是否俗文化已占据了压倒性优势？而这种俗文化是否正向着低俗化、庸俗化、媚俗化蜕变？

胡惠林：我曾经说过，中国的文化产业不能走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道路，要建立“低碳”理念。然而，问题是，我们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却有不少是“高碳”的，消耗了大量的文化资源，产出的却是文化垃圾，严重地污染了我们的精神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。

《社会观察》：您认为造成文化产业发展不健康、不“低碳”的原因何在？

胡惠林：对于现象的批评是很容易做到的，也很痛快，但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，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哪里？是谁把“三俗”产品制造出来并呈现给公众的？是媒体！我们的电视、网络、报刊、书籍等等，都在不遗余力地为“三俗”产品提供传播平台，为它们推波助澜、大造声势。

我曾经批评过小沈阳的恶俗和弱智，但问题的根子不在小沈阳，而在于他为什么会进入中央电视台？为什么会上春晚？赵本山、郭德纲何以会发展如此？他们都是曾经有过经典作品的。他们现在这样，一方面固然有他们自身的道德自律的问题，另一方面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媒体的问题。现在媒体一边倒地批评郭德纲，可是，是谁造就郭德纲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？他走红的时候媒体在干什么呢？在一窝蜂地热捧他，让他自我膨胀，因为他是媒体吸引眼球的重要工具啊！正所谓成也媒体，败也媒体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批评郭德纲，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反思媒体的责任。

不能不说，当前我们的很多媒体的品味导向出现了严重的偏差，以市场经济的名义，不断培养大众审美消费的低度化，而其实观众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俗。我认为在“三俗”问题上，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现在电视台是收视率主义，电影是票房主义，出版社是畅销书主义。“三俗”问题的出现，不能不说与这“三大主义”有关。

《社会观察》：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，相当部分媒体必须走市场化道路，自负盈亏解决生存问题，您认为这是不是促成媒体片面迎合受众、不重视文化品位的根本原因？

胡惠林：这就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——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价值追求导向是什么？应该是解放文化生产力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，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发展是不是有些偏离这一方向？当前我们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。文化生产力没有走到前面，文化生产关系也没有解决好。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2009年我国新闻出版业报告，说我们出版业产值过1万亿，但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出版内容产出额却不到0.1%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不到0.1%的内容购买额，哪来的文化软实力？哪来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影响力？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？这就很好地说明我们当前文化生产力发展存在的虚假繁荣和泡沫化。巨大的文化产业认知偏差背后潜伏着巨大的精神食粮安全危机。

现在很多文化产品不是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提升，“非诚勿扰”类的文化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认为他们在搞市场经济，做什么节目是他们的自由，收视率高就说明观众有需求。一般来说，这没有什么错。问题在于，人性都是有两面性的，有善也有恶，媒体应该是张扬善的一面，而不是把人类恶的一面、动物性的一面激发出来。这样的节目即便走红一时，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力。其实归根到底，还是现在媒体的原创能力太差，只能靠炒作搏出位，追求短期轰动效应，没有或极少文化内在资源存量的递进与积累。

《社会观察》：您曾撰文提出，无论公共性还是私人性的文化产品，都应承担公共责任，那么文化产品的公共责任包括哪些？这是不是任何文化产品都无法逾越的道德底线？

胡惠林：无论是公共文化产品还是私人文化产品，在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同时，都必须确保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安全，有益于、有助于人的健康的生存、发展，这就就是文化产品的公共责任。为什么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，都会打击淫秽、色情的东西？这是从整个国家、民族发展的精神需要出发而进行的道德建构，不分意识形态，具有普世性。

不能把思想解放和遵守道德底线对立起来，道德底线的遵守同样是思想解放的内容。美国是个特别强调个人自由的国家，但美国同时也是文化审查制度最严格的国家，早在2005年

美国国会就先后通过了《2005年广播电视反低俗内容强制法》、《净化广播电视内容执行法案》和《儿童友好电视节目法》等。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建构、法律建构都还明显不足，因此常常会有一些不健康、不正常的文化产品突破道德底线，危害到了我们国家的公共文化安全。

《社会观察》：“三俗”产品只是文化品位不高而已，能上升到威胁国家文化安全的程度吗？

胡惠林：庸俗、低俗、媚俗的文化产品，看上去似乎没有色情、暴力、反动那么直接的具有威胁性，但实际上其腐蚀作用还要大，从根本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。而其貌似“无害”的伪装，更不容易引起人们警惕。古罗马为什么会崩溃？就是因为在物欲、金钱、享乐的长期侵蚀下，这个国家的肌体早就腐烂了。

维护人的精神文化消费安全的需求，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安全的需求，这是最具普世价值的文化安全需求。公共文化安全必然衍生国家文化安全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。现在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高调倡导反三俗，就是要营造一个舆论声势，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。北京公安局出手打击“天上人间”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？最近又在全国26个省市整顿娱乐场所，这都是有序的制度安排，说明此次行动决心和力度都是很大的。这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一次重要的自我修复。

《社会观察》：“反三俗”其实对我们的文化产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：我们应该提供给公众什么样的文化产品？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主流文化、树立什么样的社会风气？您对此有何看法和建议？

胡惠林：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脊梁、灵魂之所系。主流文化应该是代表民众利益的、健康的、向上的、提升文明程度的文化，代表民族、时代发展方向的文化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。主流文化代表整体性的民意趋势，它并不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。

思考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，实现民族文化复兴，就不能只有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个向度，而是应当包括港、澳、台在内的统一的中华大文化。主流文化之外还应有支流文化。过去，我们一度只重视国家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，而忽略了支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，承载了本应由支流文化负担的文化责任，最终妨碍了主流文化的发展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教训。